在这一风气的影响下，宋代易学呈现出一派崭新的面貌。
在天施地生的观念中，天显然比地更具有能动性、主体性，所以《彖传》称天乃是首出庶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它们并非同一概念，而是分属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一是观象设卦形成《周易》之前的天地之生的观念。
通过这样‘观变于阴阳而立卦，于是乎就有了变易本体论的建构。这是从一阴一阳之谓道讲起，联系到形而上者谓之道的命题，那么，这里的阴阳显然是形而上者，即作为本体的存在者，也就是天地。这种变化就是易行乎天地之中，也就是说，易作为变化之道，是以天地的存在为前提的。也就是说，生活即是存在，生活之外别无存在。乾称父，坤称母 ，两者共同生育万物。
这里所说的‘生，不仅仅是、或主要不是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说的，毋宁说是从本体论上说的。这种‘变易——阴阳之‘相摩‘相荡而‘生生，本来并不是‘存在者，而是‘存在，即所有一切存在者的渊源。且《孙子兵法》的基本结构单位是篇，《老子》则是更小的章，此类著述能够早出，本来就不是什么值得惊奇的事。
就老子、孔子其人的时序先后来说，老先而孔后，这个问题争议不大。笔者晚近也有多篇文章指出，《老子》一书所涉及的观念、名物、语言与《左传》多能相应，说明它们的时代应该是很接近的，而《左传》一书现在一般认为即成书于战国早期。这里我们可以取一个略晚一点的参照，《墨子·天志上》云：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尽计……墨子生当战国初年，其时士君子之书的数量就如此之多，它们是井喷般突然冒出来的吗？须知，其时离孔子的时代极近，旧说以孔子倡私学，难道孔子振臂一呼天下就顷刻间成燎原之势？这显然不近情理。既然《老子》战国早期即已存在，当孔子言论名满天下之时，为何此书寂寂无名？这其实反映了孔子、老子学说不同的经典化模式。
韩非曾解老，说明他自己的思想是有偏好的，在此背景下他仍称儒、墨为显学，应该比较客观。不过，如上所述，自有诸子学派以来，首先就是以孔为主的。
且即以《老子》而论，其书从古书体例的角度说较之《论语》可能更接近私家著述，因为它有明显的整体感，不像《论语》那样系弟子缀拾先师言论而成。这也是笔者对当今诸子学研究出新的理解：不惟视野要打开，话题也要更新，循循于旧有的先秦学术史研究轨辙恐怕是没有前途的。不过，《老子》知不知名是一回事，其书彼时是否存在是另一回事。其实我们看《左传》所引仲虺、史佚的言论思想性都很强，也是离事而言理，本质上与《老子》也是一样的。
因此所谓道德教训、嘉言规诫之存在就势属必然，故思想性私家著述之早出乃自然之理。此说似乎认为官学时代公事牢笼一切，没有个人之私德修为和作品，其实大谬。顺便说一下，学者论私家著述体例，往往专挑《老子》的毛病，却习惯性忽视《孙子兵法》一书，恐怕主要由于《左传》不载此书，故很多学者指其晚出。此前有学者倾向于把臧文仲、子产等人的言论称为前诸子，这个提法应该说注意到他们与后来子书在思想性特质上的一致，但窃以为前诸子的提法也有不好的地方，那就是认为臧文仲、子产等还不是子，其实是未认清他们言论的个人性质。
而且，仅就先秦时期看，诸子学派之间的主次格局，其实很多时候既反映了学者的自发选择，也是学派间公平竞争的结果，因此我们就看到先秦时期这种学派间的实力格局其实并没有完全平等过。不过，从先秦学术史的发展线索看，孔先老后其实早肇其端。
关于《老子》思想的独特价值，方勇先生论老孔主次问题时有专门论述，其说略谓：老子所传《道德经》是最早的私家著述，而这种思想性的私家著述正是子学的核心特质，相比于述而不作的孔子，老子更能标志子学的开端。相对来讲，《老子》就显得寂寂无名（《墨子》根本没提到），这恐怕很大程度上也促成了孔先老后认识的形成。
方勇先生有鉴于老子在诸子学发展史中的独特位置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主张纠正孔老关系的倒置。且孔子云：古之学者为己，既然是为己之学，自我的德、智修为肯定是题中应有之义。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先秦时期学派间这种势力的消长变化，罕有后世独尊儒术式的官方干预，其实主要反映了学派间的自由竞争，也代表了当时知识界的自主选择。比如《左传》引仲虺、史佚等人的言论就常以人称，如仲虺之志史佚之志云云，而《逸周书》这样的书又称为周志，当学者把所谓志书体都视为官书时，仲虺、史佚的言论也就官学化了。这其实与诸子学派衍生的历史理路有关。但他们作品或言论的先后，情况就较为复杂。
简单来说，《老子》的流行和经典化，主要靠思想本身的魅力和吸引力，而孔子除了思想本身外，还有成体系的孔门师说传授系统，有众多孔门弟子的宣扬，这在孔子思想经典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较之其学说本身可能更为重要。但这些知识《左传》说史莫之知，叔向也说自己未之闻，这正说明此类知识在当时是很小众的，绝非官方流行的公共知识，故将其都归入官学肯定欠妥。
当然，这些个人性言论此前多被视为官学的一部分，说明与泛化官学相应，官书也存在泛化的现象。由此笔者还想指出，后世封建王朝虽然以官方的力量尊儒，但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典籍却也一直在知识阶层有长久和深远的影响，如玄学兴起、道教创设、理学形成等，这与汉初倡黄老，而儒学犹能在学者间形成很大的势力，道理是一样的。
这都反映了老、孔思想本身的独特价值，恐怕也是决定他们各自学派实力版图的核心竞争力。由上述所论看，官学时代就有个人性作品即私家著述是不争的事实。
晚近何炳棣先生则详论该书的春秋属性，并指其为最古的私家著述（最古应加限定词现存），这与清人孙星衍、近人余嘉锡的看法大体一致，可以说较有理据。《国语·周语下》又云：观之《诗》《书》，与民之宪言……，所谓民之宪言，与前述臧文仲等人私人性质的言论近似，且就典范性（道德信条或伦理规约）来说，这里明显将其与《诗》《书》等官书等量齐观。像裘锡圭先生就根据郭店楚简推断，《老子》大概战国早期就存在了，而其时距老子其人生活的春秋晚期极近。事实只能是，孔子同时甚至从更早的时候起，这些私人著述就存在了。
后世封建社会尊儒的官方政策，同样也是书外的因素，就所起的效能看，较之弟子群体则又过之。《论语》作为汇集孔子及弟子言论之作，说他是孔子的作品有点牵强，即以此书为参照，今天即便有郭店楚简本的发现，恐怕仍然有不少人认为它早于《老子》，传统说法恐怕就更是如此了。
方勇先生说老子与孔子的抱负都在于周文重建，其实毋宁说他们都是周文化的衍生：不只以从周为职志的孔子是这样，老子之主张退守、卑下，其实亦可视为周礼谦恭、不辞贱原则的极端表达。相对来讲，老子就不具有这样的优势：不但老子本人很低调，尤其没有孔子这样传承有绪、广倡其说的弟子群体。
在笔者看来，这就是子产提升个人修养的为己之学，本质上与上述臧文仲等人的言论并无二致。孔子殁后的战国早期，可以说儒家最盛，这时不但以孔为主，包括道家在内的其他家甚至都还没有，战国初期魏文侯以孔门弟子子夏为师，可以说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且孔子云：古之学者为己，既然是为己之学，自我的德、智修为肯定是题中应有之义。像裘锡圭先生就根据郭店楚简推断，《老子》大概战国早期就存在了，而其时距老子其人生活的春秋晚期极近。不过，从先秦学术史的发展线索看，孔先老后其实早肇其端。但这些知识《左传》说史莫之知，叔向也说自己未之闻，这正说明此类知识在当时是很小众的，绝非官方流行的公共知识，故将其都归入官学肯定欠妥。
但他们作品或言论的先后，情况就较为复杂。且即以《老子》而论，其书从古书体例的角度说较之《论语》可能更接近私家著述，因为它有明显的整体感，不像《论语》那样系弟子缀拾先师言论而成。
前面提到战国初年儒家独大，后墨学在非儒排孔中也开宗立派。由此笔者还想指出，后世封建王朝虽然以官方的力量尊儒，但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典籍却也一直在知识阶层有长久和深远的影响，如玄学兴起、道教创设、理学形成等，这与汉初倡黄老，而儒学犹能在学者间形成很大的势力，道理是一样的。
孔子殁后的战国早期，可以说儒家最盛，这时不但以孔为主，包括道家在内的其他家甚至都还没有，战国初期魏文侯以孔门弟子子夏为师，可以说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国语·周语下》又云：观之《诗》《书》，与民之宪言……，所谓民之宪言，与前述臧文仲等人私人性质的言论近似，且就典范性（道德信条或伦理规约）来说，这里明显将其与《诗》《书》等官书等量齐观。
